朱光荣的粮票记忆
“该吃晚饭了。
”朱光荣推开女儿丹丹的房门，发现这位14岁的女孩仍在电脑上忙活。
朱光荣知道，丹丹每天这段时间都会泡在各种购物网站上，看中了哪个商品便会通过网上支付买下来，一两天后，丹丹一般都会收到心仪的商品。
而在她的脚下，还堆着几个没开封的快递盒子，既有唯品会送来的，也有京东送来的。
看着丹丹享受着足不出户的购物便利，朱光荣不由感叹自己年轻时候那段截然不同的生活。
朱光荣从部队转业回北京，还只有27岁。
那天，他走出北京火车站出站口，北京站的大钟依旧，站前的平房俨然。
天空晴朗，他心情舒畅。
在家赋闲两个月后，当地街道给他介绍了三个工作。
朱光荣本想选择在兵团时熟稔的汽车修理，但家人和朋友却劝他到粮店工作。
“那时候粮店是一等的好单位，谁家不需要吃饭？”朱光荣最终选择到粮店工作。
他的新单位在东城区和平里四区附近，名字叫作“和平里中街粮店”，但当地居民更习惯称之为“四区粮店”
那时，每逢周末或月底，四区粮店门前总要排起长长的队伍。
居民家中有小孩的，往往打发孩子前来排队。
快排到时，大人拎着面袋赶来。
他们总要小心翼翼地观察秤杆的准星，生怕缺斤短两。
买到粮后，再小心翼翼地扎紧口袋离去。
那时，人们对粮食的仔细，一方面源自节俭的传统和对饥饿的恐慌，另一方面也因为国家限量供应的政策。
在那个粮食市场尚未开放的年代，人们只能用粮票来换购定量的粮食。
粮票，成为当时买粮所必需的“通行证”。
20世纪80年代，城镇居民迁徙户口时，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叫做“粮食关系”。
粮食关系最终会落实到具体粮店，关系人只能限定在该粮店购粮。
对于拥有城镇户口的居民来说，“粮食关系”与城镇户口同等重要。
倘若居民想到另外一个城市工作，除须办理户口转移手续外，还必须办理“粮食关系”的转移。
没有粮食关系，等同于没有饭吃。
粮票是成联发的，每次都有厚厚一摞。
每张成联粮票的面积与报纸相仿，上面打有孔洞。
朱光荣等人的工作便是把粮票裁剪成小张，然后按户装入一个小口袋中。
口袋上写有户主的名字。
每月24日前，小口袋便会发放到每户手中。
买粮时，居民首先要出示粮食供应证来“验明正身”，粮票回收
后，工作人员会把粮票贴在报纸上，攒满一张报纸后，再刷上一种特殊的紫色涂料，防止被人重复使用。
在南方一些地区，粮票被人们视为生命票，当时下发各区县的粮票都有专门的运票车运送，还有武警押运，回收的粮票也有专人清点，每半年送到造纸厂销毁一次，负责监督销毁的人要看着所有粮票打成纸浆才能离去。
20世纪80年代初的北京，居民物质生活水平不高。
朱光荣说，因为缺乏副食供应，人们的肚中很难存下油水，有的人家里甚至吃了上顿就惦记下顿。
一般人家未到月底，家里的粮食就吃空了，“粮票刚好够花，根本攒不下来”。
这种情况下，被俗称为“粮本”的粮食供应证，和户口、结婚证变得同等重要，往往被珍藏家中，束之高阁。
没有粮本就无处买粮，某种意义上，这个黄皮黑字的粮本就成了吃饭的护照。
朱光荣的粮票记忆也是身处在前营销时代的人们的普遍记忆。
1955年，粮票以其特殊身份登上了中国经济的历史舞合，并逐渐成为百姓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
“民以食为天”，在实行粮票制度的计划经济时代，没有粮票几乎寸步难行，因而它被称作“第二货币”、“命根子”。
1993年，粮票制度被取消。
在其存在的这38年里，留给人们的记忆别有一番滋味。
我们把这个时代称为营销史上的前营销时代。
何为“前营销时代”？它的显著特征便是商品说了算，营销被局限为支付生产活动的功能之一，它的主要功能在于为产品创造需求。
因为在市场的供求关系里，产品的供给远远少于人们的需求，所以由此衍生出了一些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产物，比如粮票、布票、油票、盐票等。
新中国成立的初期，物资极度匮乏，中国政府发放这些票证是为了解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。
在供给有限的情况下，凭票购买能实现物资相对平均的分配。
在那个年代，人们根本没有营销的概念，只是简单地把货品运到销售地，然后将它卖出去。
人们不用担心销量，也不用担心会囤积货品，唯一担心的就是货源无法满足供给，这一切也都归因于供求关系的极度不平衡。
真正意义上的营销的意识和策略，在计划经济时代“英雄无用武之地”。
这是中国营销最好的时代，不管什么样的营销方式在这个时代都会取得很好的效果，甚至于完全没有营销，产品一样卖得好。
这也是中国营销最坏的时代，因为营销的意识还没有萌芽，一切都还是个零。